前言

随着互联网的兴起，网络直播日渐成为一种新业态，而网民处于个人喜好或其他因素，在直播平台充值、打赏主播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常态。但这种貌似人畜无害的消费心态衍生出一系难以界定的法律问题、甚至社会伦理问题。比如现实生活中的，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的同意擅自处分家庭共同财产用于充值、打赏主播，甚至存在有些人不惜职务侵占或挪用公款用于打赏主播；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行为等。对于充值、打赏网络主播的法律关系定性，网红主播及直播平台是否有义务返还打赏的费用，返还数额，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争议。

案例一

韩某在丈夫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通过网络电子消费平台购买甲公司运营的短视频平台虚拟货币“A币”，并通过在某短视频平台观看直播、购买虚拟礼物、打赏主播的方式消费“A币”。经核实，韩某用于打赏游戏主播管某的虚拟礼物共花费人民币141512.5元。

事后，李某发现韩某的行为，将韩某、主播管某和平台运营商甲公司一并诉至法院，主张韩某与管某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，韩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且非日常共同生活必要，该赠与行为无效。庭审中，双方就“打赏”的性质问题产生了分歧，李某认为“打赏”行为是赠与，但主播管某和平台方都认为，“打赏”应属于网络服务合同关系，并非韩某与被告管某之间的个人赠与行为，而是韩某在短视频平台的正常消费行为。

【裁判分析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管某系游戏主播，韩某观看管某提供的游戏直播服务，韩某花费“A币”购买虚拟礼物打赏管某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精神利益，该打赏行为属于一种非强制性对价支付，因此韩某打赏管某的行为不属于赠与合同关系，而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。李某主张韩某超出日常生活必要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，但韩某的打赏行为具有长期、小额、高频的特点，是否超出日常生活必要不能累积评价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除物质需求外，正当途径的娱乐活动追求的精神愉悦也属于日常生活的部分，在合理限度内精神需求消费产生的支出并未超出家事代理的范畴。故韩某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，虽累积数额较大，但单次打赏行为并未超出正常日常生活消费范畴，故最终法院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案例二

刘先生16岁的儿子在观看某网络平台直播时，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，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，累计打赏近160万元。刘先生得知后，起诉该科技公司要求返还全部打赏金额。法院判决认为，刘先生的16岁儿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，未经其监护人同意，参与网络直播平台以打赏方式支出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，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案例三

T作为一款社交分享类APP，用户可以在该APP上分享生活，了解各种奇闻趣事，也可以认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。张某出生于2004年5月3日，他于2020年3月2日在该APP平台上注册了账户，成为一名视频博主，分享日常的游戏陪练、组队开黑等视频。

2020年6月至2022年3月期间，张某沉迷于一名网红女主播，不断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充值来购买虚拟币给女主播打赏、刷礼物，金额总计104533元。2022年4月底，张某觉得自己系未成年人，该主播或平台背后的公司应当返还他这两年的充值，故向法院起诉，请求返还充值及利息。

据了解，张某除了上述充值外，2020年5月至2022年4月期间，他在该APP也有两笔收入：第一是在该APP平台上投放其游戏陪练、组队开黑的视频获取收益，共计45394元；第二是其作为游戏公会的会长从公会中获取收益，共计99540元。两笔收入共计144934元。

【裁判分析】本案中，张某在该APP实名注册账号并使用，双方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。张某在该APP上充值消费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，在法定意义上，还是未成年人，但在此期间张某通过投放游戏陪练等视频获得收益，并且，收益远远大于支出，可以认定张某是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张某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因此，张某在该APP的充值和消费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有效，不得要求该APP运营公司或主播退还其充值。